懷念台灣的1997／李廣均

2007.11.05　《中國時報》

在骨灰罈風波下，我更加懷念一九九七。除了追思戴安娜王妃車禍身亡與德蕾莎修女的病故之外，如今我又多了一個理由：一九九七是近十四年來台灣社會中族群關係最為平和的一年。

如果我們將媒體報導「族群對立」的次數視為觀察族群關係是否惡化的痛苦指數，我們發現國內兩個主要平面媒體（中時/聯合）在一九九七年出現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次數是出奇的低，分別只有八次和六次，但從1994至2006這十三年間，平均每年媒體報導的次數至少是50次以上，最多的一次是2004年，兩報報導次數分別高達145次和109次。

一九九四年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分水嶺，該年舉行的省長選舉和北高市長選舉，將族群政治帶入了選舉的中央舞台。此後的十三年間，台灣共舉辦了三次總統大選、四次立委選舉、三次縣市長/議員選舉、四次北高市長/議員選舉、一次省長選舉，「族群對立」始終是歷次選舉輿論關注的焦點，也是候選人造勢拼場的主要軸線之一。
十三年間，每年平均約有兩個明顯的報導高峰，其一是二至三月，其次是十至十二月，尤以十一月最明顯。通俗地說，一年之中「族群對立」痛苦指數最高的是三月和十一月，一月和八月則是痛苦指數最低，族群關係最平和的月份。我們不難理解，二至三月的報導高峰可能和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有關，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也是原因之一。十至十二月間的報導高峰則是和十二月舉辦的各項選舉活動有關。但這是否表示每年情況都一樣呢？
從1994至2006，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一共出現五個高峰，分別是在1995、1998、2001、2004、2006，前四個年份都是立委選舉年，2006的報導高峰則是與倒扁活動有關。我們可以進一步比較不同選舉活動對於媒體報導的影響：在非立委選舉年，中時與聯合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次數分別是36次和40次，立委選舉年則是躍升至90次和74次。以每月平均報導次數來看，立委選舉年都高於非立委選舉年，特別是十一月，立委選舉年的該月報導次數幾乎是非立委選舉年的三倍（6.3→16.8/6.2→15.5）。
非總統選舉年的平均報導次數是47次和48次，總統選舉年（1996、2000、2004）則是71次和58次。每逢總統大選，媒體對於「族群對立」的報導次數從一月開始加溫，於三月達到高峰。以三月為例，如果沒有總統大選，平面媒體的平均報導次數是3.1次和3.3次，總統選舉年時則是竄升至10.7次和11.7次。縣市長選舉年的平均報導次數（42次和43次）則是低於非縣市長選舉年（56次和53次）。
比較而言，立委選舉和總統大選對於媒體報導「族群對立」的影響最為明顯，縣市長選舉的影響則是最小，此一差異有助於我們瞭解台灣社會族群對立的現象。其一，族群議題在不同類型選舉活動中的意義和重要性並不一樣。對於縣市長選舉而言，族群議題吸引參選人與選民關注的能量不足，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也較不容易登上版面。但對於總統大選而言，除了能力操守之外，候選人的身份背景常具有全國性的象徵意義，包括家庭出身、語言能力、歷史觀點、文化態度、統獨立場等，「族群對立」也因此容易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
其次，媒體報導「族群對立」的嚴重程度也和選舉制度有關。以立委選舉而言，第三至第六屆的選舉制度都是複數選區，不論是十萬票還是三萬票，結果都是當選。如此一來，為了能夠突破最低當選門檻，部分候選人會採用比較激情的參選方式，包括族群語言的使用。此一影響可能會表現在候選人以激烈言詞和動作吸引媒體注意，或是民眾因為擔憂族群對立而投書媒體，這些都是媒體報導「族群對立」次數上升的原因。簡言之，媒體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並不是一個經年累月的普遍現象，而是有著時序性的起伏變化，背後則是糾纏著政治活動與選舉制度的影響。
當然也許你會問，為何一九九七年有關「族群對立」的報導次數會特別低呢？這一年族群關係的平靜背後其實有著令人不忍憶起的血淚教訓–白曉燕命案。或許是陳進興等人的犯罪行徑讓台灣民眾驚覺到治安敗壞與官僚無能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嚴重程度，也或許是白曉燕微弱顫抖的無助身影與白冰冰女士令人動容的泣訴提醒了我們，除了「族群」之外，是不是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一起去珍惜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