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牆倒下 傷害多元記憶／黃洛斐

2007.03.09 《蘋果日報》

前些時候接到一位退役上校打來詢問，想知道是否有眷村的房舍欲出售的訊息，他囁嚅地說：退役時並沒有想住在眷村，但是現在社會氣氛這麼不好，想要跟老同袍們住在一起心比較安。這位退役的上校年紀大約是50多歲，與一般人心目中的「老榮民」印象差距甚遠。赫然驚覺，原來社會的不安情緒早已超越了政治範疇，不斷迴繞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



蔣介石死於1975年，也就是說，32歲以前的人對他統治台灣的過程沒有親身的經驗；32歲到47歲的人在他死時初中都還沒有畢業。除了歷經音樂課本上先總統《蔣公紀念歌》、講稿與看魚往上游的官方說法外，老蔣對於這些成長於台灣快速成長年代、生命歷程有近半是在解嚴後的民主的人，不會是一個受崇拜的領袖，這個年紀的人絕大多數不會反對老蔣是個獨裁者的歷史定位。

隱藏不住政治算計

但對於更年長的人，對於老蔣的情感與評價則是多元複雜而幽微。對他們而言老蔣可能是屠夫、也可能是救星、可能是一個謀殺者也可能是一個像父兄的領袖。

主張拆除中正紀念堂圍牆的民進黨政治領袖，不是不知道這些記憶的差異，但在民主與轉型正義的亮麗詞藻後，隱藏不住運用族群或黨派兩分的政治算計。

綠營政治人物的政治算計，是期待藍營政治人物對處理威權統治傷痕的麻木不仁，再次激發曾經身受威權統治傷害的支持者之憤怒，將這些憤怒轉化對自身的政治支持，也間接傷害了這些細微複雜的多元記憶。

在對立的氣氛下，許許多多外省長輩與二代不斷地加深對民進黨執政的恐懼與疑慮，沉浸在他們失語的哀傷與焦躁，與在形同缺席審判定罪的憤怒之中。

讓這樣用黨派與族群區分人民的作法在表面上似乎更言之成理，但這個社會卻從來不曾讓這些被隱射為反動威權政體同路人的他們有任何述說的機會。

身為一個外省二代，有太多的經驗：父執輩在微醺的狀況之下，會痛哭提到老蔣反攻神話欺騙以致晚婚失所的怨懟、有被特務迫害親友家破人亡的畏懼，這些幽微的絮叨在對立的氛圍下鮮少被聆聽與重視。

放棄追求近功之利

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不適合以政黨競爭，或者高高在上的姿勢來訓誡。對於蔣介石這樣複雜重要的歷史人物，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看似簡潔，但這樣片段簡化的操作方式卻會讓這場拆牆爭議演變成藍綠雙方對基本支持者的築牆競賽，讓原本可能是共同的記憶與創傷，變成單方面的指摘與控訴。

其實和解是可以融入於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之中，而不是單純的選舉的計算，正如之前的台北市政府也曾經有拆除圍牆、將中正紀念堂改為開放空間的提議，政治人物應該有深謀遠慮，而不是只有時下近功之利。

也惟有放棄對於近功的追求，才能使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討論，也使幽微的聲音在和解與尊重的前提下得以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