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心！族群語言的陷阱／李廣均

2007.11.05 《聯合報》

相較於定期選舉、公民參與等積極的民主目標，我們還沒有認真檢討過族群語言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我們認為，族群是瞭解當代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切入點，如何處理族群議題則是民主政治深化發展的一大關鍵，其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反省「族群語言」的思考陷阱，最近的骨灰罈風波就是一例。

族群語言是一種人為操弄的分類語言，主要是為了區分「我們」與「他們」，此一區分常是訴諸於想像的界線，多半和情感、語言、文化、地域、歷史記憶有關，但並不排除背後有利益分配與政治權力的糾葛。族群語言強調的人群差異看似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質性差異，實際上是人為操弄的比較結果，讓我們只看到部分事實，忽略其他面向，因而帶來符合特定利益觀點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後果。
我們觀察到的族群語言共有四種，分別是沙文主義、集體動員、貼標籤、代罪羔羊等。這四種族群語言各有特殊的修辭方式，也有共通之處。沙文主義式族群語言強調我群優越感，集體動員式族群語言則是為了增加我群內聚力，這兩種語言都是以「我們」為訴求重點。標籤式族群語言是為了製造「非我族類」，代罪羔羊式族群語言則是為了宣洩挫折轉移焦點，這兩種語言都是以「他們」為修辭對象。
沙文主義式族群語言是一種優勢者的語言，常表現出一種傲慢與優越感，對於弱勢族群則顯露輕視與不屑。沙文主義式族群語言一方面合理化優勢族群既有的宰制與社經地位，鞏固優勢族群與弱勢族群之間的社會界線與文化秩序，也暗示「同化」的可欲性與必然性。此類語言至少包括「番仔、福佬話就是台灣話、兩低一高（教育程度低收入低年齡高）、吃檳榔穿拖鞋的支持者、英文不好沒有國際觀、外籍配偶應該少生一點、如果不是國民黨帶來的黃金台灣那有今天的成就？」。
集體動員式族群語言則是希望凝聚群眾，轉化為行為（投票）或行動（參與遊行）的支持，也強調團體身份的區分。就內部而言，族群動員希望產生一種擬本質上的連結，強調一種連續且不易改變的身份，如血緣或地域；就外部而言，族群動員企圖突顯族群差異，並將差異定位成一種道德標準或政治正確的判斷依據。此類語言多是訴求於情緒和不滿，因此常被批評是一種情緒政治。族群動員使得社會對立沿著想像界線蔓延開來，原本不認識的人群之間也容易瀰漫緊張氛圍，形成一種想像的集體對立。相關例子包括「中華民國快滅亡了、四百年來第一仗、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四十幾年卻一句台語也不會講、欺負我就是欺負客家人、我若輸就是南部人的悲哀、我可以輸但台灣不能輸、過境不方便就是對於兩千三百萬人的羞辱」。
標籤式族群語言是為了區分異己，製造「非我族類」。沙文主義式和標籤式族群語言都是要分化內外，關鍵在於前者是藉著貶抑對方來強調我群優越感，後者則是對於他群強貼「非我族類」的標籤，以求達到政治審判、社會排除和文化區隔的效果。貼標籤是一種廉價的政治手段，也是思考論辯的歧路，因為只要找到「標籤」就不再需要對話與反省，也犧牲了公共論述的品質。標籤式族群語言的例子包括「台灣狗、中國豬、中國琴、西進昌、新賣台集團、一中二人組、一號台灣人二號中國人、土狗與貴賓狗、本省人憨厚外省人奸巧、台獨理論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借屍還魂是由皇民化很深的台灣人來推動」。
代罪羔羊式族群語言則是讓「非我族類」承擔不必要的責任與誤解，藉以維持族群之間的位階秩序和政治控制。代罪羔羊的尋找是優勢族群為了掩飾問題、轉移焦點的一種推論方式，將「非我族類」視為自身困境的禍源和政經問題的病因，將複雜的公共議題簡化至如血緣、地域或是移民前後等看似非常「簡單」的原因。相信的人認為，只要「解決」了代罪羔羊，相關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例如犯罪率、失業率、經濟蕭條、教育品質或是「純正血統」的維持。相關例子包括「外籍配偶應該少生一點、越南新娘應該檢查生化餘毒、外省人來太多、老榮民是米蟲、新移民搶走工作機會、外勞造成犯罪增加、大陸新娘應召色情行業猖狂、大陸農產品拖垮台灣農業」。
上述四種族群語言看似不同，彼此之間卻存在相互取暖的政治空間，也共構起了族群政治的操弄舞台。沙文主義者以優越感自居，常以集體動員式的方式強調榮耀與仇恨，對於「非我族類」則是表現輕視不屑，除了強貼政治與文化標籤，更把不易解決的政經社會問題推給「代罪羔羊」。標籤式語言看似是為了尋找敵人，集體動員式語言好像是為了強化內聚力，兩者之間卻又有著相生相衍的弔詭。為了爭取內部支持，必需先貼標籤來製造「敵人」，有了「敵人」才可以合理化內部支持的必要。我們相信，反省「族群語言」的思考陷阱及其社會影響有助於公民意識的提升，也是深化民主政治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