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31 《蘋果日報》
過去六個月的大型選舉與各式的政治動員,終於落幕,一如以往,省思、道歉負責、謙卑禮讓聲四起,台灣的各政黨爭相展現一個反省與互相尊重的形象,台灣的社會對立看起來也朝向和緩,但如果沒有一種新時代的思維,新的作法,繼續拒絕朝向新公民政治的路徑走去,不但舊傷痛無法自己治癒,又可能帶來新的併發症。
「台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堂」(以下簡稱『館、堂』)的待決問題,正考驗我們是否能有新的思維,跨越各種鴻溝,重建公民連結,一起重新出發的課題。
「館、堂」矗立於台北市中心的核心位置,其空間與建物的意義呈現,重要性在於其改變必定涉及面對過去不同的歷史記憶、以及「轉型正義」的必要等敏感問題,且涉及如何可能建構出可超越當代狹隘認同政治的集體表徵,台灣社會怎麼處理「館、堂」的問題,無疑將向未來的世代宣告我們所選擇的共同價值,這也是台灣向華人、對世界民主社會、公民聯結的揭示,如果能建構適當的「館、堂」問題的處置方式,將可以為台灣未來諸多類似空間轉型的爭議問題,豎立一個新的且有專業性的公民參與模式。
畢竟「改名、換匾」只是問題的表象,而不是癥結。有關「館、堂」空間轉型,必然是一個社會集體進行自我改造,自我超越的工程。民進黨政府在執政後期,對於「館、堂」的處置,可說缺乏這樣的理想認識,其後又因為手腕粗糙進而被流竄的政治極端情緒所挾持,可說舊傷痕未撫平,反而又創造新的撕裂。我們如何能讓一個已經是受傷累累的社會中的不同的群體,能潛心靜氣、平和理性一起討論,讓可能的選項更開放,且必不是政黨的「二選一」,這是必要的途徑。
對我們來說,擺在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先生前面的選擇是清楚的:是要回到舊思維,誤認我們可以任由行政權力操作、誤認政黨的意識型態價值、或者誤認可以用簡便的民調,輕鬆的「替」我們解決這個難題,還是說願意一起來面對台灣社會的共同的挑戰,思索如何修復傷痕,用更開放且能自我超越的作法,選擇從「館、堂」為重新出發的一個起點。
傷痕不去面對,即使隨時間癒合也將留下敏感性的疤痕,成為可被運用操作的敏感點,過去的作法,已經告訴我們缺乏社會工程的操作的後果,我們如果能用更有創意的方式共同面對「館、堂」背後所牽涉的記憶與認同的差異,用理解與包容的去面對彼此的不同,同時超越自身的經驗侷限,尋求這些記憶中讓人感動或悲傷的共同價值,這些對話性的社會工程才可能真正建構出新時代所需要的新思維,從而形塑台灣新的政治文化,讓台灣的社會走出隨選舉週期擺盪在兩極對立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