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卡的不可承受之重／李廣均

2008.06.10 《中國時報》

對於任何想要瞭解戰後台灣歷史與政治社會現象的人而言，延燒超過半年以上的「綠卡」風暴絕對是最好的入門教材之一，但對於身陷風暴之中的立委與官員，綠卡卻是一不可承受之重，無論採取何種回應（沒有違法/溫情訴求/道歉致意）都顯得理不直氣不壯，甚至帶來更多對於誠信與能力的質疑。為何當事人會回應的如此氣弱理衰，綠卡的持有與否真的和忠誠度有關嗎？還是有其他難以啟齒的人性衝突和道德考量呢？

許多長年居住美國的僑胞（藍綠陣營都有）不只有綠卡（居留權），甚至都擁有公民權，可是他們每年回台參加遊行造勢出錢出力，沒有人會懷疑他們不愛台灣或沒有忠誠度。相反地，沒有綠卡的人也不一定就有忠誠度，難保不會做出對不起台灣的事情，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綠卡是「什咪碗糕」。平心而論，綠卡的取得與否其實很難和忠誠劃上等號，但為何當事人的回應會如此低調？筆者認為，關鍵在於取得（或試圖取得）綠卡的社會條件，也就是誰有機會或有「辦法」取得綠卡，這是機會結構的差異，更明白的講，綠卡現象的本質是一種階級差異，而此一機會結構的階級差異又必須放在戰後台灣歷史與政治局勢中來理解。
在那風雨飄搖的不安年代裡，有辦法的人會試著找「救生圈」，綠卡（或楓葉卡）就是一種常見的救生圈。從早期「來來台大、去去美國」的順口溜，到近年來不少人（包括醫生、律師、主播、大學教授）選擇到國外待產，政治人物出國散心，官員規劃退休與家人團聚，他們都很「自然地」在國外和家人團聚，這更加說明了「綠卡」現象是一種階級差異，是「國共內戰」時空下特定社會階級的人口移動方式。
然而對於身陷綠卡疑雲的立委和官員而言，要還原戰亂年代下的不安氛圍並不容易，要承認自己的階級優勢與申請綠卡的人性需求更是困難。「政治菁英」平常總喜歡說要與人民同甘共苦，更喜歡用親民來包裝自己的道德形象，但面對「綠卡」風暴來襲，他們要如何自圓其說，如何承認自己早已備好「救生圈」的階級優勢，又如何能夠請求民眾體諒「菁英們」也有和大家一樣的卑微人性，這正是綠卡的不可承受之重，也是多數當事人選擇低調以對的原因。
可是當事人愈是低調回應，在野黨的質疑砲火就愈猛烈，綠卡議題不僅成為談話性節目的焦點，也持續累積更大的政治能量。特別是最近油電物價齊漲，受到最大衝擊與傷害的是中下階級（如司機、農夫），他們也正是最不可能、也沒有「辦法」取得綠卡的一批人，更能感同身受在野黨的批評和質疑。換言之，綠卡風暴看似是質疑立委與官員的個人「忠誠度」，其實是一場訴求階級情緒與對立的政治鬥爭，其中也涉及操弄省籍分類與國家認同的族群政治（尤以總統大選前最為明顯）。
筆者無意苛責那些為自己和家人申請綠卡的立委和官員，他們只是在人性需求和階級優勢上做出一件多數人如果有機會都會做的決定。逃難時準備救生圈是人性，有人沒有救生圈則是階級問題，但持有救生圈卻又告訴沒有救生圈的人說會與大家共存亡，這就涉及了道德落差和誠信問題。「綠卡」的不可承受之重，凸顯的正是台灣戰後歷史、階級差異與人性衝突相互碰撞下的一種奇特現象。
其實，反思「綠卡」現象可以是台灣社會超越歷史宿命、邁向和平共榮的一個轉捩點。我們或許可以選擇繼續嘲笑立委與官員的道德瑕疵與誠信問題，也可以將問題聚焦在如何讓台灣更安全，如何讓台灣人不需申請綠卡就可以有安全感。藍營政治菁英如果可以放下道德身段，坦承自己在不安年代下的階級優勢與人性需求，用具體政績表現對台灣的忠誠付出，時間自會證明一切，民眾也會諒解綠卡現象；在野黨的質疑的確有理，但民進黨若希望四年後有機會重新執政，就必須用較高的歷史角度來看待綠卡現象，以更有人性考量的論政方式來爭取不同階級與族群的支持，也才不會走向從「妒恨」出發的政治險路。